今天六一,有孩子的同学带着孩子过节,没有孩子的同学陪女友过节。但本人不属于前两者但也不想浪费这个节日。流水账一般的记下些童年的趣事回忆自己童年的六一。 第一次过“六一”是在上海。那时在读小学(可能是一年级),学校组织学生去公园玩。由一个长得跟猪头一样的女老师带队(暂且称她为朱老师吧)。80年代,老师们会将学生分成优等生与差生两类,正如大家所想,我就是后者。 到了公园,优等生的活动还是一样的:围成一圈一遍遍的唱那几首首老掉牙的歌,什么荡起双桨之类的。这就让当时的我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每次到不同的地方都要做同样的事情,并且还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呢?人生真的就是这样么?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男班长,不但很卖力的嘶声竭力的叫喊,还喜好做些扭捏姿势来博得老师青睐。 差生照例是被仍在一旁,用眼角的余光很同情的看着这些卖力唱歌的同学们。当然差生也是不甘寂寞的,没过几分钟这群人就跑到花池里。互相追逐着并不时拔起花草互相打闹。我们尽情的享受着公园的园丁们带给来如此美妙的战斗场地与武器。在我们欢乐之时,也是我们这些同学的快乐灭亡之时。一直都在唱歌的那边传来朱老师杀猪般的尖叫。接着就看到一个结实的圆圆的身形飞一样的冲向花池,她奔跑着,叫喊着,想把每一个在花池上面玩耍的同学抓住。 之后:一群学生罚站在猪头老师身后,望着她宽厚结实的背影,而她只是弯着腰被公园管理员训斥着。正午灿烂的阳光将朱老师的身影晒得更加圆了。这时,我们才体会到作为一个老师的伟大。 后来,随父母转学来到了北方。“六一”由原来去公园变成了爬小山。一大群声势像害虫的学生,一边发出嗡嗡的声音一边爬山,老师的声音早被淹没在人海之中。山上的动植物好似遇见鬼子进村:蚂蚁窝被捅光,鸟巢打落下来,树枝被掰断……等春游结束回到家,已经是累得气喘嘘嘘,双腿无力了。